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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魂》的主要内容

万博尤文图斯合作 | 发布时2019-10-15 19:02 | 文字大小:【】【】【】 |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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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少妇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小姐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裸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

  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却听到刘海粟被打成“大”的消息,她只得放弃了回国的念头。“”被粉碎后,她又重燃起回国的希望,却因百病缠身,医生最终不允许她出行。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说:“我的精神很痛苦,一接到家信,就老想回祖国。你喜欢吃我做的红烧肉,等我把身体养好了,就回来做给你吃……只要回去,我的病就好了。” 她自知病入膏肓,来日不多,回乡的心更急切。在她的枕头底下,总压着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然而,她没能盼到这一天,带着凝聚毕生心血的绘画作品,她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度过了余生。

  1977年7月22日,巴黎众多的艺术沙龙,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在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里,新添了一座平滑如镜、悬挂着10多枚奖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有一行用中国隶体字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墓前鲜花遍地,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泪流满面。可是,墓前独独缺少了她亲人的哭泣。这位艺术美的制造者,出生和死去都得不到命运的宠幸,最终只能长眠在异域的土地上。

  从小生活在尔虞我诈的怡春院,使潘玉良很早就意识到要拯救自己不能靠色情的诱惑,不能将命运托付给男性,而要靠另一条道路——自强不息。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可以想像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当人们赞美她的生命和才华时,是否想到,这全是她靠自己的奋斗不息,孜孜不倦所得来的?

  虽自幼沦落风尘,她为人处世却绝不沾染风尘女子的习气,从不扭扭捏捏,也不卖弄风情。还在上海美专念书时,她和同班同学,后来的画家刘苇一起在杭州山上写生,她躲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她快出来。她却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毫不胆怯,立刻清了清嗓子,唱一段《李陵碑》。声调十分凄凉,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呆了,待她唱完后好久才想起鼓掌。真实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都直来直去。

  当年旅居法国巴黎时,走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她就有很高的“回头率”。并非因为她十分漂亮,而是她狮子鼻、厚嘴唇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穿着打扮也十分奇怪。但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也正是因为这些,她最终得以凭着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人们的尊敬。周小燕回忆说:“潘玉良其实长得很难看,但人很善良、很朴实,这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后人也许出于对她的敬慕,总愿意把她想像成一个美女。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她第二次到法国后的一段情感纠葛。当时她境况窘迫,生活十分困难,一位开餐馆的华人老板王守义常默默地接济她。王守义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的接济使潘玉良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抚慰了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给她带来了一丝温暖。有一阵她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王守义就立刻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潘赞化死后,她开始和他同居,直到去世。

  纵观潘玉良的一生,传奇性远远多于艺术性。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她的传奇性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性别文化上的独特风景。当然,她在艺术史上也是不可替代的。她是20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和东西文化碰撞的融合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的画风自成一家。她并未继承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绘画风格,而是很好地统一了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她的绘画中有雕塑感,雕塑中又有绘画感。与她一样有如此好的写实功力,又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不多见,女画家更是少之又少。

  人死如灯灭。潘玉良死后,她留在巴黎的大量绘画作品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学生、著名画家郁风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吴作人借巴黎之行,顺便寻访她的生活踪迹,结果在她终老的拉丁区地窨子里发现了她的遗作。据资料记载,有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等多达4000多件。由于长期缺乏保护,有的已霉变腐烂。郁风对完好无损的油画、中国画一一进行分类。整理工作结束后,他请中国驻法大使馆代为保管这些作品。后来,这批作品由当时的美协安徽分会在文化部和驻法使馆的协助下运回国内,转交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同时 “潘玉良纪念馆” 也开始筹建。

  40年后,这位细腻、刚强、坚韧的女画家终于圆了许久的愿望,得以魂归故里。经过时代的洗礼和锤炼,她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艺术才华抒写了一代中国女性的精神历史,铸就了中国女性艺术家新的精神灵魂和审美高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女性画家的“画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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